遥遥栉漓

 拖了很久的一块心病，拖延症晚期的唐诗瞎炮

一、作者简介

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1946年7月15日)，汉族，原名闻家骅，又名多、亦多、一多，字友三、友山。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挚友，诗人，学者，民主战士。新月派代表诗人，作品主要收录在《闻一多全集》中。

闻一多先生为民主运动贡献了他的生命，他是一个斗士，但是他又是一个诗人和学者，这三重人格扭合在他身上因时期的不同而或隐或现。大概从民国十四年参加《北平晨报》的诗刊到十八年任教青岛大学，可以说是他的诗人时期；这以后直到三十三年，参加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五四历史晚会，可以说是他的学者时期；再以后这两年多，是他的斗士时期。学者的时期最长，斗士的时期最短，然而他始终不失为一个诗人，而在诗人和学者的时期，他也始终不失为一个斗士。

框架

本书并没有完成，不过据附录中的《唐诗要略》来看，闻一多是依照时间顺序，结合历史背景，将诗人、诗作放在一个宏大的背景下进行考量的，“知人论世”，由“唐朝的诗”逐步复原出“诗的唐朝”。

主要内容

闻一多的唐诗研究从杜甫开始。1928年8月，《杜甫》一文发表。最初闻一多所做主要是唐诗的校读、全唐诗人生卒年考定、全唐诗人生平资料的整理以及唐文化史料的搜集，1934年发表《类书与诗》。进入四十年代，闻一多《唐诗杂论》中的主要论文陆续发表，1941年发表了《贾岛》、《宫体诗的自赎》，1943年发表了《孟浩然》、《四杰》，《类书与诗》于1945年8月修改后重新发表。加上一篇未完成的《陈子昂》，构成闻一多计划中《唐诗杂论》的主要篇章。

因年笺阅读较为困难，因而《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岑嘉州系年考证》等篇目未作分析。

《类书与诗》

闻一多在本篇中的观点是：唐初的学术太像文学，文学太像学术。

我私以为《类书与诗》如果可以，大可归入南北朝去，文中说得也分明，“所以我们要谈的这五十年，说是唐的头，倒不如说是六朝的尾。”这个时期有些矛盾，政治上已步入新篇，文化上非但没有进步，反而风尚还倒向过去，这大约是源于人们习惯以朝代对时间做政治性划分，因而割裂了文学的发展进程。至于闻一多指责此时的诗“唐初五十年间的类书是较粗糙的诗，他们的诗是精密的类书”，我想原因如下：一是因为隋唐之际的诗人们尚未积累足够的创作经验发明一种新形式超越风行多年、完善成熟的宫体诗。二是南北两方文化传统斗争激烈，一向将南方宫体诗视为典雅的北方人（尤其是统治者）在作“南方诗”的同时又顽强坚守着北方的诗歌传统，因而显得有些不伦不类。况且，此时诗坛以外还有以魏征为首的一批人试图将诗歌作为说教的工具，内容上儒家思想或自我表现取代单纯的歌颂赞美，风格更近于建安曹魏时期的质朴混雄。作为诗坛以外的魏征眼光是异常独到的，《新唐书·文艺传》有言曰：“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高祖、太宗，大难始夷，沿江左余风，句绘章，揣合低卬，故王、杨为之伯。玄宗好经术，群臣稍厌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气益雄浑，则燕、许擅其宗。是时，唐兴已百年，诸儒争自名家。”

唐初文坛上叱咤风云的大人物我少有几个喜爱的，主流之外的王绩、王梵志却极是有可爱之处了。

因选学、类书、诗歌三者互相扭结，唐初的诗坛是非常昏暗的，这约莫是灿烂辉煌前最寂寥低沉的时刻吧。正如后一篇中所说的那样，“但是堕落毕竟到了尽头，转机也来了。在窒息的阴霾中，四面是细弱的虫吟，虚空而疲倦，忽然一声霹雳，接着的是狂风暴雨！”

《宫体诗的自赎》

《宫体诗的自赎》重点讲的是简文帝当太子到唐太宗驾崩的这段时期。谢朓已死，陈子昂未生，所以这一段时期可以称得上是诗歌创作的空白期，宫体诗发展到此时几乎行将就木。前五十年的唐代诗歌与类书紧密相连，且内容局限于描写自身下流意识，缺少筋骨，单纯强调辞藻与声调，仍未摆脱六朝的尾巴，亦非唐诗的先声。

可能这是六朝浮华糜艳逐层堆叠后的沉淀，美艳的文辞因过于繁复而变得暗沉无光。随着唐太宗率领的文人集团对于帝王诗歌标准的盲目追求，使本就奄奄一息的宫体诗病入膏肓，“诗言志”沦为一种虚无的存在。

但自卢照邻始，新生的诗人们为将死的宫体诗注入了魂魄，开放了眼界与格局，将自我对生活的关注、思考与感情，全数注入宫体诗的牢笼，并从内部将以瓦解。

为了能够更清晰的把握本篇内容，因而以表格形式整理呈现。

这篇文章很能见闻一多唐诗解读的风格，首先将作家置入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的大背景下，由生平个性切入，分析其诗歌风格，最后在文学史中，建立对象的坐标。宫体诗的坏处一是过于强调辞藻音韵，二是在于思想空洞，总结起来就是“文胜质则野”，所以闻一多极致称赞了卢照邻、张若虚等人诗歌的思想内涵对于宫体诗的超越。他们的“永恒”观念放入宫体诗的框架中，不但没有使之呆滞，反而更加哀艳动人。自赎的宫体诗以思想为先导，或者说因思想的高妙而产生充沛的感怀，富于活力与弹性的感情如野马，恰逢上宫体诗的辔头，便拖着唐诗隆隆向前了。文中没有强调形式上因变，相较而言，自赎的宫体诗篇幅更长，由五言趋向七言，对仗、声韵不再处于主导地位，而是走下神坛，受诗人情感思想的支配。

就我个人而言，自赎的宫体诗相较于前人的宫体诗更加清爽可爱，特别是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和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卢照邻《长安古意》因篇幅过于宏大，倒有些拖沓了。

本篇文字绝妙，闻一多的诗人风采展露无疑，看来让人神清气爽，会心一笑，其中几段承接的比喻堪称经典，“从来没有暴风雨能够持久的。果然持久了，我们也吃不消，所以我们要它适可而止。因为，它究竟只是一个手段，打破郁闷烦躁的手段；也只是一个过程，达到雨过天晴的过程。”“如果刘希夷是卢骆的狂风暴雨后宁静爽朗的黄昏，张若虚便是风雨后更宁静更爽朗的月夜。”

《四杰》

对于四杰，很重要的一点是《旧唐书·杨炯传》“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诗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中的一个词：“文诗”。这个词很奇怪，人们常说的是“诗文”，这种提法非常少见，或是说我见识鄙陋，对此过于大惊小怪了。《四杰》开篇这样写道：“继承北朝系统而立国的唐朝的最初五十年代，本是一个尚质的时期，王杨卢骆都是文章家。‘四杰’这徽号，如果不是专为评文而设的，至少它的主要意义是指他们的赋和四六文。谈诗而称四杰，虽是很早的事，究竟只能算借用。”如此似乎与“文诗”一词相为照应了。

这样看来“四杰”的共同点倒是有些不足挂齿了：王杨卢骆都是唐诗开创期诗人，“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行为都相当浪漫，遭遇尤其悲惨”。鉴于他们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为方便呈现，仍以表格形式托出：

结合上一章宫体诗的部分来看，卢骆二人却也是与刘希夷、张若虚一脉，看到卢照邻“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一联，我觉得其余的论述都有些黯然失色了。闻一多指出王勃、杨炯与沈、宋一脉相承，我对于王勃、杨炯五律的认知也不过停留在《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从军行》上，就王勃《滕王阁序》、骆宾王《讨武氏檄》的金句披纷来看，“四杰”称指文章是非常在理的。

《孟浩然》

说孟浩然，不提王维，不禁觉得有些遗憾。一般说来，孟浩然的诗据后人的划分归属于山水田园诗，山水诗源于谢灵运，田园诗源于陶渊明。孟浩然一生没有功名，因而无有“巢、由与伊、皋”的矛盾，他诗歌的灵感源泉在于他的襄阳生活和内心“江湖、魏阙”的矛盾。据闻一多所说，孟浩然极有诗味的句子是并不出彩的，“‘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式的和‘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式的句子，在集中几乎都找不出第二个例子。论前者，质和量当然都不如杜甫；论后者，至少在量上不如王维。甚至‘不材明主弃，多病故人疏’，质量都不如刘长卿和十才子。”孟浩然的特点在于“淡”，孟诗的诗味不在单独的一联而是冲淡地分散在全篇。

据郑临川的笔记，孟浩然属于盛唐诗中的晋宋风格，以王维为首领，与包融、贺朝、李疑等归入“多写一般自然”的一脉。闻一多原文里说的不多，只是在收尾处略略一点：“至于‘似之而非’，而又能‘免乎累’，那除陶渊明，还有谁呢？”孟浩然的晋宋风格大约一是源于他“狷介之士”的性格与“风神散朗”的姿态：“自魏晋时代开始,就有人以人格来造诗境,要求谈吐必合于诗，然后以人格渗透笔底……盛唐时代社会环境变了，人们复活了追求人格美的风气。”二是孟浩然诗歌的内容：多描写自然美景与乡村生活，与陶渊明相似的是孟浩然也融入了乡村生活，虽不至像陶渊明“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一般艰辛，却也是“把酒话桑麻”的亲历者了。

比较在意的是郑林川笔记中关于孟浩然对女性态度或是说“清除精神污染”的一段，“自王维以下，对女性简直抹杀不谈，只孟氏做到不沾不弃，所以难得。譬如清油点灯，有光而无烟，这正表现了孟浩然对思想和诗境净化的成就。”说“自王维以下，对女性简直抹杀不谈”这其中包含王维吗？若是包含，这“对女性的抹杀”又是什么意思？若是说绝口不提，王维也有“对人传玉腕，映烛解罗襦”（《杂诗》），“小小能织绮，时时出浣纱。”（《杂诗》），“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山居秋暝》），“洛阳女儿对门居，才可容颜十五余”（《洛阳女儿行》）等诗句。至于孟浩然一洗前朝香艳诲淫诗风的评论，我深以为然，毕竟作为孟子的第三十三世孙，我也很难想孟浩然去作宫体诗。

这篇中地理环境影响诗人人格、诗风的形成的分析可谓非常精彩了。

《贾岛》

我对唐代诗人的了解是非常松散、不成体系的，提及贾岛，脑海中也不过仅漂浮过一个中唐的苦吟僧、“推敲”的笃笃声与“郊寒岛瘦”的名号，仅此而已。在元白、刘柳、韩愈的光辉下，我常会忘记这位诗人，忘记他的病体，忘记他的辛劳，忘记他饱和着心血的诗文。且贾岛与佛教关联颇深，“禅”里意趣万千，“释”中乾坤万里，我颇不通此道。不懂一点“佛”，读贾岛是“残缺”的。

《杜甫》

本篇相较于其他篇章更似一篇短小的人物传记，语言活泼，富有诗性，重点放在杜甫的前半生，甚至称杜甫少年游历衮州、齐州的时间为“生命的焦点”。作者在序中说得也很分明，“本来应该包括两层步骤，第一是分析，第二是综合……我这次简直是跳过了第一步，来径直做第二步，这样作法，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自己也明白”，但我对于其间某些语句仍怀有一些疑问，于是固陈鄙见。

“只是杜甫和李白的秉性根本不同：李白的出世，是属于天性的，出世的根性深藏在他骨子里，出世的风神披露在他容貌上；杜甫的出世是环境机会造成的念头，是一时的愤慨。”就李白的某些诗歌来看，我认为说出世是李白的天性多少有些不妥，毕竟那是写出“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李白，他也曾“遍干诸侯”，隐居求官，也曾长安游历，感慨“我辈岂是蓬蒿人”。李白生活于一个道教为国教的时代，李白是否真的信奉道教还是追随社会潮流我无法判断，需要注意一点的是称赞李白“仙风道骨”的司马承祯和惊呼李白为“谪仙人”的贺知章都是非常虔诚的道教徒，“以情观山者情满青山”，观人莫不如是。不过就李白的幼年成长的地区来看，想来也是或多或少会受神仙道的影响，从“五岁诵六甲”（《上安州裴长史书》），“十五游神仙”（《感兴六首》）可见一斑（六甲是一种与道教关系密切的术数）。李白诗歌中体现的是一种自由的思想，一种洒脱的态度，而非是一种隐逸出世的观念，两者相同的大约只是“逸”的观念，其余也可称得上天差地别了。李白的人生理想用他自己的话说来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这与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甚至是传统文人的人生理想相去不多。那么如此看来，出世的风神确也披露在他容貌上了，只骨子里的还是积极入世吧。从后面这段文字看去“两人的性格根本是冲突的。太白笑‘尧舜之事不足惊’，子美始终要“致君尧舜上”。因此两人起先虽觉得志同道合，后来子美的热狂冷了，便渐渐觉得不独自己起先的念头可笑，连太白的那种态度也可笑了。临了，念头完全抛弃，从此绝口不提了。到不提学仙的时候，才提到文字，也可见当初太白的诗不是不足以引起子美的倾心，实在是诗人的李白被仙人的李白掩盖了。”②

“尧舜之事不足惊”出自《怀仙歌》，全诗如下：“一鹤东飞过沧海，放心散漫知何在。仙人浩歌望我来，应攀玉树长相待。尧舜之事不足惊，自馀嚣嚣直可轻。巨鳌莫戴三山去，我欲蓬莱顶上行。”听闻李白是作得极妙的游仙诗得玉真公主推荐入朝的，“尧舜之事不足惊”表达的也许并不是一种避世而更可能是一种自由的呼告，一种自命不凡的认知。那么李白与杜甫的分歧倒不在出世或者入世的态度上，极有可能是信仰上的分歧。至于这一点，我想起友人曾提过的一句歪理，“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杜甫《春末忆李白》），此诗作于天宝五年（746）、天宝六年（747）之间，当时杜甫身处渭北，李白处江东，这两处意象，“春天树”是杜甫自比，“日暮云”是杜甫喻李白，我原以为是杜甫是指年轻的自己机会无穷，为李白惋惜，这样看说是杜甫自恃儒家高妙，轻视道教也能说得通。当然，我还是坚信两位伟大诗人间深厚的情谊的，这般未免解释过度，有所曲解，但付一哂耳。

《英译李太白诗》

闻一多指出小畑熏良译作的不足之处如下：

选译诗作有很多是伪作

选译诗作中有很多质量不高，漏掉了许多经典篇目

翻译了很多无法翻译的绝句、五律

翻译中有所缺漏，改变原意

存在中文词句的误读

小畑熏良先生译本的好处是毋庸置疑的，与早年韦雷、陆威尔的译本相比要高明得多，在同类性质的译本中，地位颇高。且小畑熏良是从第一种外国文字译到第二种外国文字，这让人愈发敬佩这位学者的毅力、耐心与学识，不过纠葛了三国语言的唐诗终究不再是李太白的诗了。原作无处寻得，文中附着的几首英文译作，在我看来也的确是良心之作，让人倾慕了。

Lo，the road mark high above，where the six dragons circle the sun！（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

The stream far below，winding forth and winding back，breaks into foam.（下有冲波逆折之洄川）

初读觉得有些好笑，细细读来也实在想不出更贴切的词来替换。对于国外的译者我们总之是万不能苛责，最好带着敬佩的基调去欣赏他们的作品。翻译诗歌本就很难，翻译古诗更是“难于上青天”，就现在传播较为广泛的一联，“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翻译来说，“A bosom friend afar brings a distant land near.”知己被翻译成“a bosom friend”（知心朋友），无甚错处，但知心朋友与知己之间的文化积淀可谓天差地别，且“知己”为什么不译为soulmate或是confidant呢？

外国诗的意象是瞬间意象，中国诗的意象是文化意象，有一个传承的过程，纵使是国人的翻译也无法逾越这一层。

With sudden gales,the sun goes past its best;   （惊风飘白日）

With time and tide,the sun runs to the west.   （光景驰西流）

The prime of life will never then return;       （盛时不再来）

The flight of time is my foremost concern.     （百年忽我遒）

Today we seek great pleasure in the hall;      （生存华屋处）

Soon we`ll be like the leaves that shrink and fall.（零落归山丘）

Whoever in the world will never die?         （先民谁不死）

Why should I worry? Why should l?          （知命复何忧）

这倒是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趣味了，至于是否适合外国友人的appetite又未可知了。

随着国外汉学家对于中国诗歌文化研究的逐步深入，翻译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难点，宇文所安有三本关于唐诗的著作，《初唐诗》、《盛唐诗》和《晚唐诗》虽不至于享誉国内外，但也受到了普遍的重视。这不再是单纯的翻译，而是对于唐诗的研究论著，文本可以说是研究的基础，单就翻译而言亦存在些许问题：一是对于字句的理解；二是对于诗意的理解；三是对于诗意的求解过深以至于穿凿附会；四是对于中国历史了解不够深入，至于宇文所安的学术观点，这里便不作评论了。截取其一段原文：“The waves are “sprouting”into strange forms,or“drawing forth".ch' ou 抽，the poet' s fancies by their forms.”很难想象这是王勃“流水抽奇弄”一句的解读：“流水正‘萌生’出各种奇异的形状，诗人从这些形状产生了‘抽’的想象。”虽然离原意很远，但也不可否认其间趣味，至于诗歌翻译，我还是非常称颂闻一多这一番精彩的比喻的：“譬如一朵五色的灵芝，长在龙爪似的老松根上，你一眼瞥见了，很小心的把它采了下来，供在你的瓶子里，这一下可糟了！从前的瑞彩，从前的仙气，于今都变成了又干又瘪的黑菌。你搔着头，只着急你供养的方法不对。其实不然，压根儿你就不该采它下来，采它就是毁它，“美”是碰不得的，一粘手它就毁了。”

总结

鉴于闻一多先生总是从历史背景和文化特征论述诗人诗作的特点，这使我不免总认为闻一多先生《唐诗杂论》的论述与当时时代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自1925年回国后，他即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和学术研究，先后任武汉大学、山东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的教授，并非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之人。况且1946年7月11日遇难前他在所做的演讲中也提到：“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根据文后的发表时间，《类书与诗》原载于《大公报》文艺副刊第五十二期，据唐弢先生的收藏，此篇文章发表的时间为1934年3月24日，此时闻一多在清华任教，同年10月，中国共产党开始长征，国民党对共产党实行围剿政策；此前，国民党对日本实行的妥协投降政策，东北三省几近沦陷。结合时代背景文中这样的词句不禁令我猜测，“不知道崔信明之所以能保天年，是因为太宗的度量比炀帝大呢，还是他的眼力比炀帝低。”“假如他是有眼力的话，恐怕当日撑持诗坛的台面的，是崔信明、王绩、甚至王梵志，而不是虞世南、李百药一流人了。”①如果是说这样尚且是闻一多幽默稍酸的语言艺术而非对当权者无能的嘲讽，那《贾岛》一篇中的某些表述更是易于勾连人的遐想，“贾岛和他的徒众，为什么在别人忙着救世时，自己只顾作诗……”“你甚至说晚唐五代之际崇拜贾岛是他们那一个时代的偏见和冲动，但问什么几乎每个朝代末叶都有回贾岛的趋势？宋末的四灵，明末的钟谭，以至清末的同光派，都是如此。不宁惟是。即宋代江西派在中国诗史上所代表的新阶段，大部分不也是从贾岛那分遗产中得来的赢余吗？可见每个在动乱中毁灭的前夕都需要休息，也都要全部地接受贾岛，而在平时，也未尝不可以部分地接受他，作为一种调剂，贾岛毕竟不单是晚唐五代的贾岛，而是唐以后各时代共同的贾岛。”《贾岛》此篇原载于昆明《中央日报·文艺》第十八期，当时闻一多应随清华一同南迁，约在1938年2月中旬至1938年4月其间达到昆明。而《中央日报》还都副刊的时期为1945年9月10日，三校复原北返在1946年8月，那么此篇文章的写作背景约为1938年~1945年，即抗日战争时期（因暂时无法获得《中央日报(1928-1949)》等直接史料，只能大致推测）。自1938年9月，日军飞机频临昆明进行空袭，西南联大教职员宿舍被炸毁，造成人员伤亡。1941年，日军又侵入云南边境，战况激烈，并有一部日军直驱进入桂黔骚扰，当时抗战形势危急，虽当时联大师生处乱不惊，但不可否认有一种末世的阴云笼罩。

我暂时还无法完全证明此种猜想，一则本书为完，例证颇少；二则闻一多《楚辞校补》与《唐诗杂论》不属一类，我对其他著作了解也还未深入，难以寻得材料；三则我实在才疏学浅，也只能做些字面上的文章。

*刘殿祥《诗唐人格和诗唐文化的史家观照——闻一多唐诗研究略论》中指出《贾岛》一文发表于1941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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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汪榕培. 英译三曹诗(6)[J]. 英语知识,2001,(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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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莫砺锋. 唐宋诗歌论集[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5]尤丽洵. 论闻一多的唐诗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08.

[6]刘殿祥. 诗唐人格和诗唐文化的史家观照─—闻一多唐诗研究略论[J]. 吕梁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03):12-18. 

[7]宇文所安.初唐诗[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7]丁放. 玉真公主、李白与盛唐道教关系考论[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8(04):1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