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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写到了曹丕的“人生如寄，多忧何为。今我不乐，岁月如驰。”相似的还有曹操的《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这种对于时间的焦虑因于当时格外突出的“生死无常”，所以时常弥漫在汉末的诗文中，甚至一直蔓延到了南北朝，比如识字文本《千字文》开头竟然是以绝对宏观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起兴，又由于其成为了后世的皇家读本，因此这也表明了皇家对其立场与思想的肯定。这种中下级文人的“忧郁”最后竟然成为统治阶级承认的，或是说成为统治阶级持有的态度，这种改变是相当惊人的，也可以侧面反映出汉末到南北朝期间的动荡与阶级间的洗牌。然而，客观来说这种论调是一个相当经典的话题，且后来不断被后世文人重塑：这是一种对个体生命的悲观，个体生命的短暂相对于客体的永恒，每每谈及无疑是一个可悲的话题。但是，与之相反的是魏晋对于生死的漠然，或者说是对于个体的消逝的坦然与镇定，我们更多的只能看见他们对于时间流逝的焦虑而非对于终点的恐惧，这毫无疑问是一种冲破悲观的强大生命力——一种无法复制的乐观。换言之，与其说魏晋的心灵危机是过于专注于生死，不如说是过分强调当下，而产生的一种相当积极的无力感。不过如此独特的时间观能进入传统统治阶级，一是要满足国家统治者是文人阶级；二是要满足大环境的动荡不安。于是放眼望去，兴盛之朝是少有帝王持此观点的。
明天要换字帖了，最近应该不会再集字了。
